学史明理传承红色基因｜黄克诚：开国大将

黄克诚(1902-1986)，湖南永兴人。1922年进入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第23班学习，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曾任中国工农红军团长、师政委、军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代主任等职。抗战期间，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第三四四旅政委，第二、四纵队政委，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委。抗战胜利后，任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政委，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政委等职。1949年任天津市军管会主任和市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和第二书记，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他艰难求学，一心向党；他千里奔波，尝尽旧社会的世态炎凉，寻觅党的踪影；他对党忠诚，坚持真理，敢于直言；他双眼高度近视，却有一双“千里眼”，高瞻远瞩；他嫉恶如仇，绝不允许发生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事；他严苛要求自己，严格要求子女，去世时还挂念着母校——湖南三师。这就是开国大将黄克诚！

加入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

黄克诚家境贫寒，全家辛苦劳作，却也只能勉强糊口。他曾说：“自幼至19岁，未知过冬穿棉衣是何滋味。”由于家境窘迫，黄克诚依靠亲戚的资助读书上学。1922年，他考取了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在乡亲们的帮助下，到三师求学。在学校，黄克诚虽刻苦努力，但因家境贫困、身体羸弱，感到自卑，又因社会弊端，对国家前途、个人出路感到迷茫，苦闷不已，基本不参加学校的活动。1923年的三师学潮汹涌，但黄克诚坚守自我，不介入任何一个派别，可谓是“君子群而不党”。

黄克诚由衷钦佩袁痴等人在三师学潮中展现的不畏强暴、奋不顾身的斗争精神，他多次反思自己，渴望寻找到为什么自己不具备那种忘我斗争力量的答案。通过阅读大量的进步书刊，黄克诚终于认识到：个人前途的渺茫是因为当时整个国家、民族、社会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问题；只有国家、民族、社会有了出路，个人才有前途。从此，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由过去为个人寻找出路转变为为国家、民族、社会寻找出路。他深知这条出路就是革命，而革命必须要有革命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1924年，黄克诚在衡阳申请加入国民党，参加当时的国民革命活动。但在活动过程中，他逐渐认识到孙中山的国民革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走俄国人的路”才是中国的唯一正确选择，于是黄克诚决心去寻找中国共产党。1925年，他在刘寅生等人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真正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

辗转奔波，开启革命新征程

北伐战争时期的黄克诚

1928年湘南暴动后，黄克诚被敌人列为“暴徒首领”悬赏通缉。由于永兴县的党组织被敌人破坏，无法指导继续革命，黄克诚和县委委员、宣传部长李卜成离开家乡，计划到武汉、南京、上海等地寻找党组织。他们先坐船到长沙，然后在火车站爬上一列开往武昌的煤车。到了武昌，两人买了价格最低的船票，经过两夜三天的航行到了南京，住在一个偏僻巷子里的旧式旅馆。

黄克诚和李卜成离开永兴时身上没有携带财物，所以他们一边打听党组织的消息，一边了解是否有同乡好友在南京，以求经济上的帮助。过了几天，他们打听到有个叫曹日晖的永兴同乡，不仅是国民党军队中的团级军官，还在南京有一所公馆，便决定找他帮忙。谁知曹日晖不肯，转而介绍他们去找另一位同乡刘乙光。刘乙光把他们带到上海安顿，并承诺每月会给他们寄生活费。

当时上海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但由于白色恐怖严重，党的活动不得不在极其隐蔽的状态下进行。黄克诚和李卜成是第一次来上海，人生地不熟，没有充足的资金，不敢住旅馆。于是，他们白天在街上寻找是否有熟悉的同志，晚上在小店里租一张床位休息。这样过了一个多月，他们也没有同党组织接上关系。雪上加霜的是，刘乙光失业了，无法继续给他们寄生活费。

黄克诚和李卜成商量，先找工作谋生，再寻找党组织。可是，当时上海经济萧条，失业者众多，他们两个外来人几乎跑遍了上海所有的佣工行，得到的答复都是“男工一概不招”。就在山穷水尽之时，1929年1月，曾希圣找到黄克诚、李卜成，告诉他们，他找到了党组织！原来，曾希圣的哥哥曾钟圣（曾中生）从莫斯科回国，在上海党中央军委工作。曾希圣找到他哥哥后，联系到了党中央。黄克诚和李卜成当即给党中央写了一份报告，请求恢复组织关系。党中央很快承认了他们的组织关系，并派人来接济他们。

在白色恐怖下，黄克诚和李卜成辗转了五六个城市，奔波数千公里，历时近半年，终于找到了党组织，开始了新的革命征程。

坚持真理，敢于直言

抗日战争时期，黄克诚合影

开国大将黄克诚对党的忠诚，让他养成了坚持真理、敢于直言的秉性，他“老提意见，老唱反调”，从不顾及这种行为对自己是否有影响。

1928年，黄克诚在湘南一带发动农民暴动，建立红色政权，任永兴县县委委员、红军警卫团党代表兼参谋长。当时农民运动如火如荼，湘南特委提出“焦土战略”，要求各县烧房子、烧街道，以阻止敌人的进攻。永兴县委书记责成黄克诚烧县城，黄克诚坚决反对，说：“烧房子的做法不得人心，使老百姓不得安生，我们不能这么干。”县委书记严厉地对他说：“就由你负责烧县城，看你烧不烧，否则我就给你处分。”无奈，黄克诚想出一个折中的办法，派人烧了衙门、祠堂和个别商店以应付县委书记。事后他被撤销了县委委员职务，但当时郴县、耒阳等地的房屋建筑均被烧毁一空，只有永兴县城保留了大部分的房屋和商店。

1931年，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肃反运动，打击“AB团”分子。逼供、乱捕和滥杀的残酷行为，严重削弱了红军的力量，黄克诚对此痛心疾首，坚决抵制。他甚至把肃反委员会通知要抓捕的人送上山躲藏，打仗时，再派人把他们叫下山参加战斗。这些上了黑名单的人明知一旦被抓则性命难保，但他们却没有出逃，打起仗来照样冲锋陷阵，勇敢杀敌。过了一段时间，黄克诚的这一举动被肃反委员会的人察觉，他们不但杀掉了刚结束战斗、没有来得及上山的同志，甚至还要将黄克诚打为“AB团”分子。在彭德怀的过问下，黄克诚才免于杀头，但丢掉了红军第三师政治委员职务。直到年底，上级对肃反扩大化的问题有所纠正，他才被调任为红三军团第一师任政治委员。

高瞻远瞩，促进中国解放

1941年，时任新四军第三师师长的黄克诚

自投身革命起，黄克诚就是一位双眼高度近视、戴着眼镜的军人。1945年，陈毅曾对新四军三师的干部们说：“别看你们的黄师长戴着近视眼镜，可他的眼睛看得远，是‘千里眼’！”

原来，1945年9月13日，时任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委的黄克诚得知东北日军被苏联红军消灭，而国民党军队远在后方。他认为这是我党进军东北的极好时机，便以个人名义向中央发去了《我对目前形势和军事方针的意见》的电报。电报中，他以清晰的思维、超前的预想，提出了占领东北的重要性和怎样在较短的时间里实质性占领东北的具体思路。这一战略设想和中央的决策不谋而合。后来党中央根据对形势的分析，做出从各根据地抽调10万部队进军东北的决定。这一高瞻远瞩的决策使中国的解放提前好几年。正是基于这个事实，陈毅称赞他有一双“千里眼”。

黄克诚得知陈毅对他的赞许后却谦虚地说：“我哪里有什么‘千里眼’。我之所以有点儿观察力，主要是借助了党和人民给的另一副无形眼镜。”他引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的眼力不够,应借助马克思主义的望远镜和显微镜,这是我们每个共产党员必备的无形眼镜。只有坚持勤读书、勤实践、勤思考，才能用好这副无形的眼镜。”

勤俭节约，一心为公

总参谋长黄克诚

黄克诚一心为公，坚持与那些脱离群众、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行为进行斗争。1982年，黄克诚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时常对纪检干事说：“我们干这种工作，一定要秉公执法，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敢在老虎口中拔牙。不管是谁，只要做了违背党和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我们都要坚决进行查处。”

有一次，总参谋部一位首长为了欢迎部队相关领导，在京西宾馆设宴，花掉了400元公款。黄克诚得知后，立即派人调查。问题查清后，有关人员向黄克诚汇报说，请客之人是他的老部下，下不为例就是了。黄克诚一听，恼火地说：“是自己的老部下，难道不应该管得更严吗？一个农民一年能挣几个钱！我们吃的、喝的，都是农民辛辛苦苦生产创造出来的。这件事一定要严肃处理！”随后，黄克诚决定按照“谁出主意谁出钱”的原则，让那位老部下自己出400元钱付清饭费并作深刻的反省。黄克诚还通报此事，教育全军高级干部。

黄克诚还严格对待子女。关于国家配给他的小车，他规定：“小车是国家配给我办公用的,不能私用。”多年来，他的子女们一直遵守着这一规定，家乡来客也不例外。有一次,老家的侄子、侄女带着孩子进京看望他，受到热情接待，并乘班车游览了很多名胜古迹。亲人们最后想游览的是八达岭，而八达岭没有班车，挤公共汽车也十分不方便。黄克诚身边的工作人员问：“是否可以动用一下小车？”他果断地回答:“不行，可以坐火车，车费由我负担。”

小儿子结婚时，工作人员也问了“是否能动用小车”的问题，他严肃地说：“这个戒不能开。年纪轻轻的，坐公共汽车，骑自行车，都可以来嘛，为什么要开着小车抖威风？”于是，小儿子真的用自行车接回新娘，全家人与工作人员吃完饭，便结束了这桩喜事。这就是我党我军的一位卓越的老将军的一条家规！

1978年，黄克诚在解放军总医院

黄克诚对自己要求严苛。退出领导岗位后，组织上鉴于他的身体状况，安排他去南方休养，他不肯，说：“我已经八十多岁了，眼睛又看不见，一出去要带随从，需要花许多钱。而我出去做不了什么工作，徒给国家浪费钱财，也给地方上增加许多不必要的负担。所以，还是不出去的好。”直到逝世，他也没有离开北京到外地休养过。

1986年是黄克诚光辉一生的最后一个年头，重病缠身的他拒绝治疗和用药。他说：“我已经不能为党工作了，请你们不必为我浪费国家钱财，把药留给能工作的同志用吧。”他反复强调：“我这样一个油尽灯枯的人，为人民做不了什么，为什么还要花费人民的钱财来治病？”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医护人员只好强行为他注射、输氧。然而，他一旦清醒，就将身上的输液针头拔掉。一位战功卓著、把一生都奉献给国家和民族的共和国大将，却对自己严苛得似乎“不近人情”，在生命的最后关头，还在想着节省国家资源。

黄克诚心中始终装着国家和群众，还有他恋恋不忘的母校。1984年湖南三师建校80周年校庆，因为病重，黄克诚无法前来，但双目失明的他亲笔写信勉励全校师生，去世时还不忘委托夫人代他回母校看看。